“桂林理光，四面八方”。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这曾是全国家喻户晓的一句广告词，它见证了桂林理光牌复印机曾经的风光无限，也折射出它的生产者桂林电表厂那段辉煌岁月。

  1958年，桂林在一波工业浪潮下建起了一批工厂，由哈尔滨电表厂和阿城继电器厂援建的桂林电表厂就是在这年开工的。当时的口号是“边建设，边试制，边生产”，次年3月，桂林电表厂便试制出第一台112型交流开关板电流电压表，从此结束了广西不能生产电表的历史。产品命名“双山牌”。

  一年后，26岁的沈长虹作为技术人员从黑龙江阿城继电器厂调到桂林电表厂，从事工具模具设计。不过他到桂林没多久，电表厂就遭遇了“下马”危机。

  此时，国家正好赶上三年困难时期，中央对国民经济做调整，许多刚萌芽的工厂被列入“缓建”名单，遭遇了精简机构，人员遣散的窘境。此前“老厂故事”里已写过的棉纺厂当时就在此名单之列。

  与棉纺厂同年开建的电表厂也在名单上。不过电表厂比棉纺厂幸运一些，国家机械工业部此时给了电表厂一个“转机”，“你们只要完成这个特殊任务，电表厂可以不下马。”

  国家交给桂林电表厂的这个任务不是普通任务，而是一个棘手的军工产品试制任务。“这个任务原本是交给湖南一家军工厂做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该厂用了数年时间都没有完成。”沈长虹对此记忆深刻，1962年2月，他与厂里几位代表一同前往湖南，面对面接收了对方移交的这个“烂摊子”，而上级给他们收拾这个“烂摊子”的时间只有一年。

  “一年的时间，桂林电表厂必须拿出这样的产品，做不出，就下马。”上头反复告诫。

  “我们回厂后，立即开展了试制工作。这样的产品是一套完整的系统，零件图纸就好几个大箱子。”沈长虹记得，当时厂里的人虽然都知道是在做军工产品，但大部分人并不知道成品具体是个什么概念的东西，大家只知道一定要做好自己的部分。

  在电话机和自行车都还是稀罕物的年代，人们是靠着嘴巴喊和双腿跑来维持联络的。军工产品容不得半点马虎，在产品试制过程中问题频发，电表厂的职工们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地奔跑和呼喊。

  就这样苦战了一年，桂林电表厂终于制造出全部零件，经过总装，调试，试验之后，产品试制成功。而当他们将产品交给上级鉴定时，一个“小插曲”让他们再次紧张起来。

  原来，为了保险起见，国家当初不仅交给桂林电表厂试制这套产品，上海华通开关厂也在一起进行同样的任务。直到成品鉴定会，两个厂才“王对王”互相知悉对方原来也在做这样的一个东西。虽然两家都如期完成了产品，但工艺上有诸多不同。一场突如其来的“比武”箭在弦上。

  “两家产品只能采用一家。”沈长虹清楚记得，1963年，由海军代表、设计单位、上海华通开关厂和桂林电表厂代表在上海开会，对产品做鉴定，经过对图纸的细致讨论、审查和比较后一致认为，桂林电表厂的版本在结构防水，操作，常规使用的寿命，精度误差方面更具优势，被采用通过并获得军方赞扬。

  桂林电表厂能顺利完成国家这次下达的军工任务并更优于竞争者并不意外，而是完全“从实力的地位出发”。

  当时，桂林电表厂属于国家机械工业部直管，整个厂的人员配备与资源供给都是“顶配”级别。就主要的两个援建厂的光环就已足够耀眼：始建于1953年的哈尔滨电表厂是我国“一五”期间前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始建于1946年的阿城继电器厂是中国继电保护的发祥地。而桂林电表厂初期的领导班子，包括处科级干部，车间主任，技术骨干等都是从这两个厂调配过来的。上级最初是将桂林电表厂按照“中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中心厂”的规格来打造，换句话说，桂林电表厂那时是正儿八经的“国家队”。

  一战成名之后，桂林电表厂各方面逐步走上正轨。1962年国家召开质量评比大会，该厂生产的电表被评为中南地区一类产品。

  1965年，该厂生产电工仪表11.36万只（套），完成工业总产值230.89万元。

  桂林电表厂从事的基本都是高科技研发生产，他们对员工文化层次的要求更高。位于桂青路的这座工厂里面，光是大学生就有400多人，其中大多是全国名牌大学毕业，不乏哈军工、清华、上海交大这些顶级名校毕业生，从广西大学毕业的到这里也只是“及格线”。而这是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情。

  1965年，国家机械工业部在桂林电表厂成立了桂林仪器仪表中等技术学校，希望以此为全国培养并输送中专技术人才。当时，16岁的贺立德进入了这所学校成为第一批学生。

  “当时电表厂是桂林最好的厂之一。”贺立德回忆，电表厂除了“硬实力”惊人，“软实力”亦是首屈一指。当时电表厂一级工工资是32块钱一个月，而就在隔壁不远的齿轮厂是30块钱，轻工厂是28块钱。那个年代，多1块钱是“多了很多钱”。

  说“洋气”，电表厂当时是真“洋气”。厂里许多领导是留苏人员，技术骨干多是来自工业重镇的东北和上海。厂区基本是按照前苏联图纸建造，细致到花草树木的布局，美如花园一般；宿舍区亦是苏式洋楼，进厂便分配住房。连工人都是从天津挑选已经培训好的技术工直接过来，开工即上手。

  “为了迎接这批天津人的到来，厂里还专门修了个足球场。”让贺立德记忆深刻的是，纵使厂里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但这批250多个天津人的到来让桂林电表厂一时间成为了当时的“网红厂”，他们不仅带来了工业技术，还带来了文艺和体育。

  桂林的年轻人业余时间都做什么？就今天互联网和交通高度发达的时代而言，也许全国的年轻人都没什么两样。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很不一样的，那时桂林相对落后，电视、电话一律没有，交通亦不发达，本地年轻人紧跟潮流的方式是去这些“洋气”的国营大厂里走走看看。在这里能最直接地感受“外面的世界”。

  京剧、相声、快板、唱歌、跳舞、画画、足球、摔跤……天津人的到来，给桂林电表厂带来了更加活跃的业余生活。“那时，电表厂一下班，桂林的年轻人都跑过来围观，只为一睹这里的风采，包括这里人的穿着打扮，讲线年，桂林电表厂桂林仪器仪表中等技术学校第一批学生毕业。他们全部分到桂林各个大厂，如钢厂、齿轮厂、电机厂、机床厂，而贺立德如愿留在了电表厂。

  从建厂到上世纪70年代中，桂林电表厂以电表和军工生产为主。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进入和平发展时期，军工需求下降，而电表工艺最好的还是哈尔滨电表厂，其他大大小小厂也逐步具备了生产电表产品的能力。在机械工业部建议下，桂林电表厂开始往复印机方向发展。

  此时，沈长虹受任桂林电表厂复印机试制组的总设计。小组成立后，沈长虹需要人手，一个平时积极肯干、头脑灵光的年轻小伙被他看中推荐进组，那人便是26岁的贺立德。

  复印机在今天已不是什么稀罕物，满大街随便一家打印店里就能看到，但在当时那可是非常珍贵的宝贝，宝贝到只有国家档案局里才配有一台像样的复印机。今天的年轻人可能无法想象，复印机这样的一个东西在那时居然只能“参观”。想要见到一台像样的复印机，需要国家机械工业部出面，协调国家档案局安排，去之前还需办理相关手续。“因为是档案室涉及很多重要文件，进去前，我们要先在外面等着，里面人员清场就花费了一个小时。”1975年11月的一天，沈长虹和贺立德等一队人就这样在国家档案局里第一次见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复印机。

  当时，他们见到的是美国最大的复印机生产商施乐公司7000型高速复印机，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尖端的复印机。国家希望桂林电表厂能担起试制国产复印机的重任，才特意安排了这一次难得的“参观”，并允许他们当场进行大概的测绘。

  回来以后的1976年，国家机械工业部下达试制复印机任务，并从比利时引进一台复印机样机给桂林电表厂，允许他们拆机测绘。至此，桂林电表厂开始试制复印机产品，所研制的FXG-1200型高速硒静电复印机，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三等奖，为该厂发展复印机生产累计宝贵经验。

  复印机研发小组里都是名牌大学生和“老师傅”组成，中专毕业的贺立德此时在组里并不算突出，一开始他只能打下手。

  年轻人心气高。贺立德不甘心，他找来组里一个叫做李家森的大学生，两人合计着搭档另开一组，也尝试设计复印机。当时厂里的科研氛围是开放且活泼的，这个提议被领导同意。

  有机会，两个年轻人就玩命干，他们每天加班到深更半夜，刻苦钻研。1980年，他们在其他工友的辅助下设计出了一台当时比较少见的小型复印机。

  机会紧跟着又来了。一天，贺立德等人接到市里通知，“大概意思是马上对这台小型复印机进行调试，送至榕湖饭店，下午有人要看。”

  中午，贺立德照指示在榕湖饭店调试机子，一位陌生老人走了进来，“这台复印机是你们自己做的？”老人边看复印机边询问他这台机子的相关原理和构造。而贺立德则边调试边回答老人的问题。

  下午，贺立德与李家森等人将设计的复印机带到榕湖饭店一个会议室里，他再一次见到了这位老人。“那时我才知道那人就是钱伟长。”

  1981年，我国著名科学家、被周恩来总理称为中国科技界的“三钱”之一的钱伟长到桂林讲学，当时他问桂林市领导，这里有没什么高科技的新项目可以了解一下。桂林电表厂正在试制的复印机就这样被选中。

  榕湖饭店内，贺立德和李家森等人现场展示了这台小型复印机的操作。钱伟长当场表示：“这样的一个东西中国没有，目前只有美国、英国和日本能生产。这台机子可以送展年底国家科委举办的中国科技博览会。”

  当时送展博览会需要层层审批，按理来说，时间上是来不及了，但钱伟长当场拍板，让这台复印机得以特批“直达北京”。这台机子获得当年博览会科技进步奖。经此一役，贺立德与李家森都被破格提拔两级。

  虽然桂林电表厂复印机试制不断取得突破，但仍与国际领先水平差距较大，始终没有办法实现大批量生产。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决定投资一批资金，援建中国一个复印机研究中心，希望中国引进发展复印机，并与世界展开合作。而这个中心放在哪个城市、哪个厂，则由联合国特聘美国第一台复印机总设计师到中国与机械工业部共同考察决定。

  考察组在上海、广州、武汉、天津几个主要生产复印机厂的地方转了一圈，最后来到桂林电表厂。“当时其他厂已经生产了一些复印机，但结构比较落后。虽然桂林电表厂后起步，但我们研发方向更先进。”沈长虹记得，后来考察报告数据显示，桂林电表厂正在试制的复印机是全国最先进的，技术力量最强，是全国最适合落地该项目的单位。

  《桂林市志》记载：1984年，第一机械工业部批准在桂林电表厂建立由联合国援助的复印机试验研究中心。

  通过借助这个联合国项目的资金力量，1985年，桂林电表厂引进了日本理光公司FT—4085型台式复印机生产线设备，开启了复印机合作生产之路。

  1986年，桂林理光复印机投产，当年生产1247台。由于产品质量优良、稳定性很高，同时推出了“桂林理光，四面八方”广告词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桂林理光复印机很快就占领了市场。

  80年代末，桂林电表厂已成为中国生产复印机的专业厂，1988年一年销售复印机3000台，年出售的收益5202万元，占全厂销售总收入的87.20％。

  到1992年，经全厂职工的努力，桂林理光复印机实现了70％的国产化，年产量达5000台，销售网点遍布全国，实际做到了“桂林理光，四面八方”。

  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外企业限于当时政策，无法在国内设立自己的工厂。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以合资和技术输出的方式来进行合作。

  日本理光虽然同桂林电表厂开始技术合作，但主动权在日方手里。通过日方输出技术和零部件这样的形式，理光很快便在中国市场占据了重要地位。

  但随着改革开放步伐加快，日本理光于1993年在深圳独资成立了理光(深圳)工业发展公司。新企业成立之后，理光停止了对桂林理光的技术转让，而此时，理光在国内的销售和维修渠道已经建成。桂林电表厂一夜之间失去了这道“光”，发展之路瞬间暗淡。

  没过几年，桂林理光复印机就被市场淘汰，而已过度依赖此前产销模式的桂林电表厂，在后续的发展中也没有拿出更多创新之作，在残酷的时代更迭中渐行渐远。

  如今，桂林电表厂已破产十年有余，但这亦不妨碍我们从那个桂林工业光芒万丈的时代中汲取宝贵的发展经验。一束光的远去，也许是为了迎接另一个更盛大的光明到来。